“关机一小时”背后是亲情呼唤
父辈祖辈用心烹制的一桌家常菜，让整个家里弥散着热乎的菜香；而全家人的手机都整整齐齐叠在茶几上，再也不会有铃音频繁、指尖腾挪，也没人急匆匆吃完饭赶着去回信。这是新春佳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新生尹敏家中的温馨一幕。这个寒假，对全校2000多名大一学生而言，是住读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他们向所有大学生发出“关机一小时、开心一整天”的倡议，并发动身边亲人参与实践，把太多“低头”的时间追回来。(《解放日报》2月2日)
应该说，手机的普及使用，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精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手机的过量使用，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疏远和冷淡。比如，有网友说，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是，我坐在你对面，你在玩手机。
的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这一活动，非常接地气，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灵。大学生离不开手机，可以说是很多大学生的通病。有不少大学生回家和父母吃饭，都舍不得离开手机：刷微信、写微博、看短信。难怪一些人感慨，大学生现在回家与父母的话很少，就像和手机在吃团圆饭。
当下，有一种社会现象非常让人担忧。90后的大学生，在网络社交的虚拟空间里，非常活跃，可以长时间，甚至通宵达旦摆弄手机而乐此不疲。可是，到了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像换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别人之间进行交流，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
显然，大学生这种过分依赖手机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社会是一种有力的提醒。一方面，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长时间亢奋地使用手机，对大学生的眼睛和身体都是有害的。另一方面，长时间使用手机，减少了大学生正常社交活动的时间，不利于他们心理的健康成长和健全人格的养成。
所以，笔者在想，大学生“关机一小时”倡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首先，这是大学生的自我救牍和自我反省。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是“垮掉的一代”。笔者认为，还是过于悲观。因为对待大学生，我们还是应该多一些宽容的情怀。大学生“关机一小时”的倡议，我们不妨看作是大学生的一次“猛然觉醒”。大学生努力践行这样的倡议，显然比起我们外界的单纯说教更有触动和持久力。
其次，大学生的这种倡议，对于我们社会是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当下，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玩手机上，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让家庭成员之间多一些亲情陪伴和言语交流，显然承载了我们社会很大的期待。“关机一小时、开心一整天”的倡议，其实不仅仅适用于那些整天玩手机的大学生，对于我们社会其他群体也是很好的谏言。
最近《爸爸去哪儿》电影版很红。笔者认为，对久违亲情的呼唤，快乐亲子关系的渴望，才是电影《爸爸去哪儿》受追捧的根本原因，所以，笔者在想，让更多的亲情回归家庭，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这，才是“关机一小时”背后寄予的社会和家庭意义。
“春晚是什么”,假唱咋作答?
春晚刚刚结束，歌手龚琳娜就在微博上揭露春晚多人假唱，名博主梁欢更发布“假唱名单”，李敏镐、苏菲?玛索、黄渤、大张伟、梁家辉等大腕儿纷纷上榜。大张伟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确实假唱了，“大家不要从这个角度理解问题，要以全国播出标准来看待春晚，《倍儿爽》本身是表演唱，要的就是‘躁’，看着开心就够了。这就跟吃火锅一样，吃得痛快就完了，你要追究‘这火锅那么多人一块涮，多脏啊’，或者‘火锅底料都什么啊’多没劲。”（2月3日新华网）
客观而言，央视春晚承载着13亿中国观众的年夜盛宴，其份量之重，可想而之。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满足现场效果，忽视观众的内心感受，以“假”乱真，则过犹不及了。
冯小刚精心打造马年春晚的开场短片《春晚是什么》，抑或是回应观众的热切期许，抑或是为了春晚落幕后的吐槽而提前“设伏”。无论怎样，马云在短片中的回答（“对春晚的批评就意味着对春晚的关注，一边挑着毛病，一边还看着，这恰恰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是中肯的，而且从许多细节也看到了这个团队追求春晚变革的诚意和努力。但是，长期经过“假货折腾”的观众，对春晚假唱是决不能容忍的。
想想看，真唱对于一台晚会来说，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术活”。三十多年前，当春晚“素面朝天”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观众见面时，没有假唱，全是真功夫。1983年首届春晚李谷一的一首《乡恋》，让无数观众折服，至今都记忆犹新。那时候，“春晚是什么”还真不是一个事儿。
前些年，央视春晚一度有过假唱，也遭到了严厉的封杀，好了一阵子，如今再现假唱，不能不说像吃了一只苍蝇，哽咽在喉；又如像白痴被人戏耍了一场，真是无奈。于是乎，不能不再次追问：“春晚是什么”，假唱如何作答？
春节旅游 一路静观为文明
几乎所有公场所，我们都能够看到“不要大声喧哗”之类的提醒。然而遗憾的是，旅途之中，我们却往往难以做到安静，多数情况下，总是一路喧哗，一路嘈杂；这样的喧哗与嘈杂，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旅途愉快，也让我们的形象离文明渐行渐远。
旅途之静，静在倾听。景色美不美，全在导游一张嘴，这话固然有些偏激，但也确实让我们认识到导游的介绍对我们游有所收获的重要性。多数情况下，旅游伊始导游就开始为我们介绍，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多数情况下，许多游客总是心不在焉——对游客而言，这其实是一种损失，而对导游来说，这显然也是一种不尊重。
旅途之静，静在欣赏。每到一个景点，几乎很难寻觅到一份安静，这固然是因为人多，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几乎看不到有多少游客能够静静地欣赏。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喊大叫，越是人多的地方，我们越是扯着嗓子呼朋引伴，即使是“指点江山”，也总是“高谈阔论”，唯恐路人不知。静静地欣赏，并不排斥谈笑风生，只不过在不必谈笑风生之时，为何不能保持一份安静呢？
旅途之静，还应该静来静往。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这何尝不是一种潇洒、一种文明、一种高雅？不过，多数情况下，轮船也好，高铁也好，飞机也好，游客们好像都习惯了大声喧哗，甚或是打打闹闹。成年人如此，孩子也是这样。
“慢慢走，欣赏啊”——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这一则温馨提示，提醒我们不要面无表情的一路狂奔，因为我们必须要停下来，等一等灵魂。
旅游从“手”做起 文明从“口”抓起
春节将至，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呆在家里过节，而想出去到处走走，看看这一年的新变化、新发展、新面貌——节后出游已是一种趋势。
然而，君不见每个旅游胜地都是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君不见，每个旅游景区都是垃圾成堆成山？文明一直是我们号召的口号，小时就被教育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争做“文明人”、创建“文明社会”等等。可是，为什么到现在都还在呼吁保护环境、提倡文明？
我们不得不反思，并深刻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科技、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们素质的发展。外出旅游愈加流行，但是随手扔垃圾的现象也随处可见，“到此一游”的标记更是数不胜数，让美好的画面添上了一败笔。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醒并呼吁：旅游从“手”做起，让垃圾、“图画”等不要浮现在人们的眼中。在小程度上，这损失了美景、降低了层次；在大程度上，则是文明形象的污损。
“旅游”二字的内涵意义，就是让人们在出行中舒心、宽心、放心，而不是“手留余名”、“带走云彩”。在当下，号召与呼吁似乎已起不到作用，更多的还需用法律的手段来制约，若长期以此下去，大自然必然会报复我们。
社会的进步应该带动我们自身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应与我们的素质一起发展，和谐的社会应与制度的完善共同创造。
吃出年夜饭里的真正年味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年夜饭的“阵地”转移到了饭店、酒店，但当我们体验着用餐方便时，也应该理性地享用这顿丰盛的年夜饭，吃出里面的真正年味。
中国人的舌尖文化，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社会习惯的养成由来已久。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大家吃请时都要凑几荤几素充充场面，不然脸面上过不去。不知不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餐桌上的食物丰盛起来，吃喝更加大方起来，但“盘”里却再也难光。
近年来，从民间自发的“光盘行动”，到“八项规定”，一场节约风暴席卷整个中国，一场餐桌上的“战役”随即打响。虽然在商家、消费者、国家多方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众所周知，良好社会风气或习惯的养成，要么靠道德，要么靠制度。
当下，“光盘”所取得的效果，还带着强硬制度的影子。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制度先行于道德有何不良之处，更多的是期望道德尽快进入自己的轨道，自行运转起来。当节约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德行，一种生活态度，何愁民不富裕，家不幸福，国不昌盛？“光盘行动”不能只停留于喊喊口号，晒晒“光盘”，整个社会都要愈加自发地约束自身，由己及他，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养成道德素养，如此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新年伊始，当我们享用第一顿大餐时，请将餐盘里的“道德”留下，净化在我们的精神里，让节约美德、餐桌文明渗透在我们的骨子里。
新华网评：传统年俗既要继承更要创新
近几年，包饺子、贴春联、穿新衣、拜大年等传统春节的“标签元素”发生了不少变化：拜年不用面对面了，发条短信就成；饺子不用自己动手包了，面点房有卖现成的；春联也不贴了，而是贴上带字的瓷砖，过年擦干净即可。
对于这些新变化，一些人认为，传统年俗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载体变化或消失了，传统文化也失去了根基，面临逐渐消解的危机。笔者认为，继承年俗并不是要照搬传统，根据社会发展不断扬弃、创新，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特点，才是更好的继承。
事实上，我们如今所说的传统年俗，也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扬弃形成的。据民俗学家考证，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可以想象，当时的习俗与今天我们所说的传统年俗会有怎样的差别，就连常见的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也是千百年间不断加入到年俗中去的。
任何一种民俗，都有其内在精髓和外在的表现形式。比如春节，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美好期盼就是其内在精髓，而包饺子、贴春联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只要团圆和期盼的精髓不变，具体形式大可创新发展。如果不顾社会发展，固守传统形式，反而会与时代特征格格不入。
当然，创新必须是积极的，不可有违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美德。如果把年俗发展成集中消费大吃大喝，甚至铺张浪费，显然有悖春节的文化内涵。
“爸爸去哪儿”不如“爸妈在这儿”
大年初一，一部名为《爸爸去哪儿》的电影在各地上映。这让人想起1月20日，安徽一位9岁留守男孩听到母亲不回家过年的消息自缢身亡。对于很多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没有回家过年的爸爸妈妈显得如此遥远；一些人的回家梦、团圆梦，因此多了一份心酸，甚至是锥心之痛。
一年一度的春节，留守儿童不应成为节日氛围中被忽视的群体。据统计，中国的留守儿童人数已超过6000万。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务工，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严重社会问题。
对农民工及其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关怀，是社会最基本的底线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向留守儿童伸出关爱之手，但父母对于孩子性格形成和人格培养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打破家庭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
从社会而言，不管是什么单位，不管工作是多是少，业务是繁忙还是轻闲，在新春佳节等节假日里，都应该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为自己的员工创造一个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应该是每个用人单位对自己员工最大的福利，更是用人单位对员工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对政府来说，必须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近期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们能够同步市民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很多农民工因为户籍、房价等原因，并不打算在城市定居安家，带孩子到城市也面临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加强他们对子女家庭教育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应促进城乡、区域发展更为均衡，提供“就地城镇化”的更多可能性，缩短父母和孩子在空间上的距离。对于另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在城市安家的农民工，应该为他们的子女创造更为公平的成长和就学环境。
万家团圆时，“爸妈在这儿”，这是父母给孩子最宝贵、最暖心的新春礼物。家庭功能的健全，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达成普遍共识、提供制度保障，尽可能让祖国大地每一个家庭都能团团圆圆过大年。
9岁男孩自缢身亡谁是推手?
1月20日上午，望江县华阳镇一所学校，学生们从老师手里接过成绩报告册，愉快的寒假正式开始。然而就在当晚，9岁的三年级学生小林（化名）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被发现时，缢死在厕所的横梁上。警方初步认定是自缢身亡。学校调查称，当天吃晚饭时，孩子外公外婆说爸妈不回来过年，小林的情绪很低落。新华网1月22日讯。
9岁，花蕾一般的年龄，生命之花还没来得及绽放就枯萎了，尤其是自己走上绝路让人心情十分沉痛。我们在祈祷小林（化名）一路走好，但愿天堂里都能阖家团聚，生活幸福的同时，还应深刻反思小林的死因，采取应对措施以杜绝今后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从这起惨案来看，小林之所以选择轻生，主要是听说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不回家过年所导致的。咋看之下，确实如此，细细思来，又不竟然，应该是多种原因日积月累导致孩子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住而选择自杀。
父母首当其冲。从报道来看，小林的父母2012年初离婚，法院将小林判给母亲抚养。因为父母先后都各自组建了新家庭，并长期在外打工，再加上小林的爷爷奶奶已不在人世，所以小林一直随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生活。虽然说外公一家亦是亲人，但却无论如何代替不了父母之爱。并且小林的父亲李先生承认，由于与前妻一家相处得不是很好，他平时很少与儿子通话。整日见不着父母的面不说，连电话都很少打，试想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看到别的同学在父母的关爱下无忧无虑的生活学习，而自己却形单影只，其心情可想而知。在小林的心中，也许最期盼的过春节，父母能回家与自己团聚，固然时间短暂，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结果盼来盼去，等来的又是父母不回家的消息，最后的梦想也破灭了，孩子万念俱灰干脆告别这个对于他说无爱的世界。由此可见，不论父母有多忙，或存在其他各种原因，也应把孩子的事放在心上，尽力给他们较多的关爱，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推脱不得。
其次是孩子外公一家。小林长期生活在外公家，由于存在代沟，可能对小林的生活起居关心多一些，而忽视了对孩子心灵的交流和疏导。一个9岁的孩子，不知有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是其心中有话无法诉说却是不争的事实，天长日久自然会导致孩子产生自闭或自卑的性格。因此说，孩子选择自杀并不是偶然的，而应是日积月累而最后爆发，父母不回家的消息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再次是学校。如今在农村留守的孩子起码有数千万，他们有的跟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与小林的境况相似。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作为学校的老师不能只重视学生的学习，而忽视思想引导和教育。这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值得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部门和老师们的高度重视，并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来对待这面广量大的留守儿童，如果能取消户籍限制，让更多孩子能在父母打工的城市读书上学，或者是想一些地方那样，志愿者和老师甘当孩子的临时父母，多给他们一些关爱等，总之，让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学习。孩子是家庭和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丝毫敷衍不得，怠慢不起。
“留守儿童”自缢身亡只因爸妈不回家过年？
快的寒假正式开始。然而就在当晚，9岁的三年级学生小林(化名)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被发现时，缢死在厕所的横梁上。警方初步认定是自缢身亡。学校调查称，当天吃晚饭时，孩子外公外婆说爸妈不回来过年，小林的情绪很低落。（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听说爸妈不回家过年，孩子就承受不了，竟然自缢身亡，让人难以接受。过年，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是孩子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爸妈不回家，也就失掉了精神的支柱，孩子走上不归路，看似偶然，实际上，爸妈不回家过年只是“留守儿童”自缢身亡的最后稻草罢了。
孩子的父母离婚了，且先后都各自组建了新家庭，并长期在外打工，再加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已不在人世，而且孩子的父亲平时很少与儿子通话，这表明孩子从小就失掉了家庭的温暖。或许在孩子的心中，爸妈回家过年就是唯一的希望。希望一旦破灭了，也就失掉了活下去的勇气。
这个自缢身亡的孩子，只是众多“留守儿童”中的一员。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余万，占全国儿童的20%左右。据悉，长期的亲情缺失使孩子变得孤僻、抑郁，甚至有时候有被遗弃之感，逾四成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僻，三成以上的留守儿童出现心理卫生问题。调查表明，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与父母团聚，大多数孩子对情感呵护的需求远远大于对物质的渴望。从中不难理解，为何这个孩子会选择自杀。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除了溺水、中毒、交通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之外，还面临来自其他多方面的安全威胁。对留守儿童最好的保护就是来自家庭的温暖，可他们却无法感受得到。
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5部委曾经下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称，将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将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和监护人变化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准确掌握留守儿童信息，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提供支持。这样的制度对于留守儿童是有保护作用，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亲情，是父母的爱。快过年了，为了家中的父母和孩子，也该回家了。哪怕回家的成本再高，也要回家。当然，社会和政府更要减轻回家的成本。
“人心倒了扶不起”何以成金句?
央视春晚今日拉开大幕，在黄渤的演唱结束后，开心麻花成员沈腾、马丽为观众带来了小品《扶不扶》。小品中笑料与金句不少，但最受网友热议是沈腾那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不少网友都表示十分认可。（1月30日中国新闻网）
小品《扶不扶》的成功就在于它聚焦于社会热点：遇到老年人摔倒，扶还是不扶。在小品中，“你这走是能走啊，可你这是按表走啊”等调侃式语言让节目增彩不少。尤其是小品结尾处一句“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赢得阵阵掌声。有网友称，“扶与不扶确实是很矛盾的事情，但别被少数的负能量事件遮蔽了眼睛，确实，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
众所周知，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因老人被撞倒而引发的纠纷，让好人做不起，做好事变成功到惹是生非的烦心事，甚至因此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比如四川三小孩扶起摔倒老太，反被索赔，令人愤懑而又无奈。扶不扶老人这个问题困扰社会以来，公安机关罕见处罚诬陷者，还三小孩子及家人以清白。可见，“扶还是不扶”的问题不仅在道德层面引起关注，已得到司法机关的正义支持。
去年12月2日，发生在北京街头的老外撞沈阳大妈事件，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思考。而在17天后的沈阳，同样的剐碰，留下的只有相互理解。被撞大爷的一句“我有医保”成了“扶我没事”潜台词。更加令人感动的是，“我有医保”竟然是“善意的谎言”……这一切，既让人们看担忧道德滑坡的诚信危机，又让人们欣慰人心并没有倒下。
小品《扶不扶》传递给人们这样一个信息，主动救助摔倒老人的后果并不都是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双方的谦卑宽容、诚恳尊重与彼此间将心比心的坦诚交流。只要互相理解，还原真相，没有化解不了的马路道德困局。
“我有医保”不是撞人者免责的条件，更不应成为老人摔倒后打消救助者顾虑的“安民告示”。一个春晚小品的正能量释放不可能禁绝诬告救助者事件的重演。人心不倒不仅需要公共道德的回归，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积极应对。北京“史上卖得最好的保险”就是老人意外险，规定老人在公交、地铁、公园、博物馆、医疗机构等公共服务场所发生意外，将得到更多保障。这种保险模式值得推广。
同时，政府要设立“救助老人奖”，奖励敢于扶摔倒老人的好心人以及帮助好心人证明清白的公民。只有启动良法，让好人得到好报，讹人者受到处罚，拒扶摔倒老人与乘机讹人方能不再成为社会之耻。这也许正是“人心倒了扶不起”成为金句带给人们的启示吧！
盼“雾霾经济”马上凋零
旅行社推“躲霾游”，房地产推“无霾房”。新年伊始，武汉市已有18天空气质量达重度污染以上等级，商家针对频频出现的雾霾天气寻得商机，纷纷推出“抗霾菜”、“躲霾游”、“无霾房”等产品。但业内人士也称，“抗霾菜”之类的商业宣传更像是打心理牌，抵御霾患，营养均衡才最重要。(1月28日《武汉晨报》)
金蛇渐去，飞马奔来。若问今年什么样的新春贺词最流行，一枝独秀的自然非“马上体”莫属了。诸如“马上有钱”、“马上有房”、“马上有妻”等等。而正所谓“祝福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忠言逆耳也好，良药苦口也罢，让我来“马年说马”的话，最期待的还是盼着“雾霾经济”的马上凋零。
讳疾忌医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雾霾经济”也的确是种无奈的存在。譬如，过去的一年中，“出门载口罩，进门开净化”，俨然成了不少人家的“防霾式生活”。有资料披露，2013年，随着雾霾在全国范围内的集中暴发，空气净化器这类被认为能够有效防霾的环保产品，成为了众多消费者的热捧对象。换言之，曾经不温不火的空气净化器产品，似乎已迎来了一个市场热销的“灰色”春天。
不过，局部地区、一定范围“雾霾经济”的火热景况，其实都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之策。有专家便称，人们使用空气净化器，无非是用净化室内空气的手段，来处理室外的雾霾问题，这就显然有点“跑题”了。想想也是，净化器如此，而“躲霾游”和“无霾房”之类，何尝不是如此——不从根本上去珍惜自然、保护生态，仅仅靠着“躲、藏、避、换”等的治标之法，到头来肯定也是“躲无可躲”，甚至“逃无可逃”。
盼“雾霾经济”马上凋零，关键还在一个做与干。根除雾霾之患，优化生存环境，谁都不能成为旁观者。作为市民百姓，马上要做的，就是订立一份个人习惯的“负面清单”，对于那些有害环保、助长霾患的日常行为，或是努力克制，或是坚决抛弃。譬如，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习俗，就得尽快引入新的思维与文化，积极倡导和践行“洁净过年”、“绿色过年”。
加速“雾霾经济”的消停式微，更需要政府部门的决策铁腕。好空气、好环境的恢复和重生，无疑是“一脚不去，一脚不来”；没有那种对落后生产模式的坚决“关停并转”，缺乏针对现实中种种霾患推手的惩罚性制约举措，公众的配合热情也会受到消极影响。因此，“雾霾经济”的兴衰，其实也是一块“试金石”，一种“风向标”，映衬着相关工作的踏实有效与否。
盼“雾霾经济”马上凋零！这是一种新年愿望，更是一种奋斗目标。
“带病工作”可敬不可仿
一个人正值壮年，却身患胰腺癌，生命只能倒数计时，他会以怎样的方式面对？通常，人们会选择及早入院接受治疗。而王正宏得知病情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一整晚时间，说服妻子和他一起撒谎，向所有人隐瞒病情。接下来的17个月，他带病坚守在破案第一线，凭借一个人民警察的“忠诚和信仰”，演绎了一段中国刑警传奇故事。（1月30日《京华时报》）
一名警察患癌仍坚持工作在破案一线，这种敬业精神确实令人敬佩。但其因隐瞒实情导致病情加重，已危及到生命，更令人痛惜。当今社会，闲散并不是美德，好像只有拼命工作才会得到社会及他人的认同。但是，只剩下工作的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如今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往往人的身体已经超出极限却不能自治，一旦各种隐患爆发，可能就是追悔莫及的后果。这些年来常有“过劳死”事件发生，应该引起全社会以及所有人的重视。特别是，警察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工作方式，对自己对家庭和社会，均存在不利因素。
首先，带病工作伤害了自己。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病不休息、不治疗，身体拖垮了，什么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是最通俗的道理。缓解工作压力，调节身体状态，最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很多问题其实并不严重，但是积少成多，小病养成了大病，最终会引发严重后果。因此，与其小病坚持，不如及时治好病，以更健康的身体和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那样会做得更出色，效率也会更高。
特别是，带病工作可能危害社会。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其实不然。不错，这名警察身患胰腺癌，其带病工作，是不大会有危害社会的可能。但是，那些从事特殊工作的人员，如飞行员、驾驶员、建筑工人等，如果带病坚持工作，即便他们有极强的毅力和责任心，其身体和精神状态也不能与正常时相比，很容易因疾病造成工作失误，甚至酿成事故，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轻则给家庭带来不幸，重则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有本。因此，不提倡、甚至是劝阻和制止员工带病工作，是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密切干群关系、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的重要举措。同时，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允许太过沉重的工作，尤其不允许带病工作。其次，用人单位也要有相应的制度和人文关怀，比如定期为员工体检、执行带薪休假政策等。特别是，政府应该对公安干警、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等处于工作一线的劳动者实行政策倾斜，给予更多的福利保障，比如住房保障、医疗补贴、孩子入托上学补贴等，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
总之，“带病工作”可敬不可仿。市场经济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人的关怀，恰恰相反，应该更加完善才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生活状态、身体状态等，都应该获得社会更多的关怀，这样才能让人们体面劳动，最大程度地享受劳动和发展成果。
春晚不停创新,才能减少吐槽
昨日，201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通过其官方微博正式对外发布。由于此前春晚节目单以各种方式被提前泄露，此次发布的这一官方版本并未给观众带来太多的惊喜。今年的央视春晚由著名导演冯小刚（微博）担任总导演，一度令观众充满了期待，可是面对昨天公布的一纸“菜单”，观众们不禁对这顿“年夜饭”的水准打了个问号。（1月29日《北京日报》）
春晚对于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其功能远远超越了一台晚会的功能，而成为一种仪式与情感寄托。特别对曾经伴随春晚一路走来的人，对于春晚有着独特的观感。正是其承载着如此重要的情感诉求以及现实使命，才使得“办不一般的春晚”成了很多人的期盼与要求。当其以文化符号和程序表达存在时，每个人都把春晚视为跟自己有独殊依附的载体，那甚至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诉求。并希望自己的精神张力有多大，春晚的承载负荷就有多大。同时，随着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对于春晚的要求也在日益增强。正是如此，春晚在公众中的满意度也每况愈下，对春晚吐槽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民间有谚：“打是亲，骂是爱”。公众的吐槽对春晚并非坏事，不应对此心生埋怨，而应将其作为对自己工作的压力。只有正视压力的原因，并将其作为不断改革的动力，对于春晚节目组来说，只有不断的创新能减少吐槽，并将其作为不断追求的终极目标。
虽然“白菜萝卜,各有所爱”，春晚不可能兼顾每个人的喜好，但顾及大多人的需求，却应是其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办会的唯一方向。必须承认的是，当前的春晚较之于过去，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无论从场景安排，还是先进技术的运用，抑或是“去广告化”，都应当归功于观众的质疑与吐槽。包括2014年春晚，打破由央视内部人员主导的惯例，外聘著名导演冯小刚作为总导演，都是春晚创新的一种表现。客观的说，近年来的春晚恰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不过，这种创新与进步与公众的预期和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随着，201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的提前曝光，春晚的成色也将再度经受检验。由于本届春晚具有的“冯氏风格”，给公众给予了太多的期待。不过从节目的总体安排来看，演唱节目比例过大，大有“包打天下”的趋势，让人对其水准产生了疑惑。至于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时间的验证。
一个基本共识是，创新是春晚保以生命力的必然选择。如何创新？关键在“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需求”，要沉下去“多接地气”。真正的“开门办春晚”，就是要尊重民众的需求与选择，了解他们的所求所盼，从而在节目的安排与选择上，更加灵活而多元。当然对于外界来说，春晚的创新也势必不会一帆风顺，既有成功也可能面临失败。对此，与其抱怨与吐槽，不如多些建议与宽容，给予主创者更多的信任与鼓励。毕竟春晚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团体的事，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付出。
奖励李娜的”政策依据”比较蹩脚
李娜回国后领受湖北省政府奖励80万元引发公众舆论的强烈质疑，湖北省体育局局长胡德春称奖励李娜的80万元并不是乱花钱，“对冠军进行奖励，这是有政策依据的。从这次奖励李娜的金额来说，我们是执行去年全运会冠军的奖励标准。”（1月29日新华网）
所谓“执行去年全运会冠军的奖励标准”，经不起推敲：“全运会冠军”与职业运动员个人在世界比赛上的冠军，根本不是一个概念。首先，参加全运会的选手由地方选拔指派，代表地方参加全运会；而如李娜的情况属于职业球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际性比赛，与地方政府或任何部门都没有关系。其次，地方奖励全运会的规定，可视为地方选手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种协议，但李娜只是为她自己打球，显然不存在那种协议关系。湖北省拿全运会冠军奖励标准奖励个人身份参赛的职业球员，挨不着边，是滥依据、滥参照。
实际上，地方政府制定的运动员奖励制度，不管是奖励全运会还是亚运会、奥运会，也未必就合理。精神奖励，授予荣誉称号，政府有这个权力；但动用财政资金的奖励政策，应通过人大批准才合法，不是哪个部门出个文件，领导批示就可以的。而这种有“拜金体育”之称的重奖手段，已越来越受质疑，不管是唯奖牌的价值标准，还是附加与拔高出各种政治意义的惯性思维模式，都是对体育运动本质的扭曲。重奖冠军的政策，合法性本已存疑，拿全运会奖励政策作为奖励职业球员个人参赛的依据，则更不合法，且荒唐。
这个问题上的道理和逻辑很简单，湖北省体育局仍要端出个“全运会冠军的奖励标准”来，其实是政府不肯低头认错，或说官方就没有认错的习惯。李娜获法网冠军后，湖北省和武汉市给重奖，舆论就已经指出了政府行为的不妥，而这一次的奖励力度更大，似有给自己“正名”之意——我是对的。有论者问：湖北官方为何不听“劝”？体育局解释“不听劝”的理由是执行全运会奖励标准，而我认为，这种蹩脚的解释可能掩盖着另一个原因——官方的面子。奖励法网冠军遭质疑时，官方没有任何解答，那么再次奖励，且越奖越高，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解答：当初做得完全正确。而继续做正确的事，官方也就保住了自己的面子？
体育局的态度很明确，“不光是李娜，任何一个世界冠军或全运冠军，都会得到政府奖励，我们都是按照政策办事。”自定政策，自己解释，自说自话，这种逻辑很强大。但这不好，我认为这一次湖北官方应该听一点劝：如果奖励冠军的政策一定要坚持，最好走规范的立法程序，一是提交人大审议；二是征求公众意见——钱是他们的，通过社会调查、网络投票等方式让公众决定。如果纳税人没意见，下一次奖励再李娜100万，或许都没人说三道四了。
湖北重奖李娜是挥霍纳税人钱财
昨日中午，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省委副书记张昌尔等，在武汉会见了刚刚返回家乡的澳网女单冠军李娜及其丈夫姜山，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奖励李娜80万元人民币。（1月28日湖北日报）
早上刚刚从网上看到李娜返乡副省长接机的新闻，心中已然不快，现在再看到湖北重奖李娜80万的新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娜获得澳网大满贯，的确为炎黄子孙争得了荣誉，为国乃至为湖北争了光，但是，作为一项体育赛事，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如此兴师动众，高调奖励。据有识者说，此事若在西方国家，根本就是波澜不惊，运动员绝不会享受这样的殊荣。
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蝎子的尾巴——独一份儿呢？
首先是把运动员的胜负看得过重，胜了就是争光，前呼后拥，花团锦簇，又是接见又是奖励，出尽风头；败了就是丢脸，臊眉耷眼，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背后还会被指责埋怨。所以体育比赛总是成王败寇，胜了是报仇，输了是可耻，让人倍感前恭后倨，世态炎凉。
其次把运动员的成功当成自家的政绩，出一个姚明，既是国家的荣耀，也是上海的骄傲；出一个李娜，立即把她当成湖北的政绩。这都透露着贻笑大方的小农意识。试问，当初李娜自己球场奋斗时，你政府在哪，为她做过什么又帮过什么？现在倒好，人家胜利了，出名了，政府赶来得瑟，请问有你何功何德何能？
再说，此举涉嫌对纳税人财产的肆意挥霍。纵然你是一级政府，有决定消费的权力，但是这毕竟是国钱民财，如不是民生所需，不在财政预算之内，自然也不能随意替民做主。纳税人的钱，你凭什么说给谁就给谁，随便送人情？
还有，我们经常说要雪中送炭，不锦上添花。这笔钱花到李娜身上，是“增之一分不白”，因为人家不差钱；或许还以为有辱尊严也说不定，不信，仔细看看副省长接机时的报道和领奖时“娜姐”的表情，似乎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
用80万元干什么不好，比如发放福利，比如访贫问苦，比如扶老济困，偏偏热脸去贴冷屁股，干这等千夫所指万人不屑的事儿，湖北省此举实在不漂亮，不招人待见，不像高人所为。不信请去看看新浪的网上调查：“湖北奖励李娜80万元，你怎么看？”截止15点30分的投票结果是，在34677张投票中，反对的占26476票，占76.3%。民心所向，由此可见一斑。
夺冠获奖金1410万，政府该不该再重奖李娜80万？
27日中午，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省委副书记张昌尔等，在武汉会见了刚刚返回家乡的澳网女单冠军李娜及其丈夫姜山，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奖励李娜80万元人民币（1月28日新华网）。
湖北省政府重奖李娜，这不是第一次，2011年7月就曾重奖她60万，武汉市再次给予50万重奖。湖北特别是武汉市，作为李娜的家乡，对她可是厚爱有加。
李娜的网球打得好，两次夺得澳网大满贯，为祖国和家乡人民争了光，老百姓给她的掌声就是最好的奖励。政府顺应民意给她点奖励也没问题。但到底该怎样奖励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可谓仁者见仁。
政府不是生产企业，不能直接创造财富，政府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的税收，因而，政府的每一项开支都应给予纳税人以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是常识。但很多常识在官员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不管合理不合理，只要领导一高兴，就大笔一挥发奖金，根本就不尊重纳税人的权力。
毋庸讳言，当前我们的公共财政的管理依然缺乏透明度，怎么花、花到哪里去了，完全是政府说了算，老百姓还没有多少知情权。因此，在这里想问一问：湖北重奖李娜的钱有没有获得纳税人的支持？用纳税人的钱重奖运动员，是不是应该先问一问纳税人?地方政府动辄动用百万元财政资金重奖运动员的依据何在?谁给了政府官员这一权力?
再说，李娜仅这一次夺冠之后所得到的奖金，就超过1410万元，人家未必差钱，政府再奖励她80万元，她会不会看重？这种锦上添花的事，未必能使她感动，反而是政府官员有滥用公共财政资金去讨好运动员之嫌。
再退而思之。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一提到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愁眉苦脸，口口声声说政府财政没钱，可一旦到了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媚上工程的时候，却立马就会不遗余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了，重奖运动员等就不差钱，为何要厚此薄彼呢？
老牛放屁引牛棚爆炸的科学启示
据外媒29日报道，德国警方表示，德国中部小镇拉斯道夫(Rasdorf)的一家农场上的奶牛牛舍因冬季通风不良导致空气中牛屁带来的甲烷含量过高，引发爆炸，数头奶牛受伤。报道说，90头奶牛每日在这座牛棚中打嗝放屁，排放出了大量的甲烷和氨气。据报道，一头牛每日可以排放约500立升的甲烷。警方在公布调查结果时称，由于牛棚空气中甲烷和氨气浓度过高，结果一次偶然静电反应的火花引发了爆炸事件。爆炸损坏了牛棚屋顶；有数头奶牛也在爆炸中受伤。警方告诉当地媒体说，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对牛棚内空气进行了及时采样分析。来源：中国新闻网2014-01-29 10:09
这可是年终最稀奇的新闻，其吸引力完全符合人咬狗的阅读心理。这不，读这条新闻，起初我以为是谁在搞笑，仔细看，才确认这是真的，因为新闻对爆炸原因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数头牛受伤了，也算是牛的悲剧。要是养牛者知道些科学常识，分散圈养，这样的悲剧就会避免。
我们的传统一向是讽刺放屁文章，不过这篇有关放屁惹祸的新闻倒是能给人带来一点新思考。早先，有科学家在推测恐龙灭绝时，曾提放屁说，当然没有多少人相信，只是一笑了之。不过，现在看来，对放屁做点研究也是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乡下人知道一个生理常识，那就是，如果多吃豆类食品，人就很容易放屁，而且臭味很浓烈。而在美国，有一个名叫乔治-格雷的科学家，受美国农业部委托，花了10年时间，专门研究豆类与放屁的关系。10年后，他得出结论说：除非吃更多的豆子，使肠内的微生物自我适应，否则，无法改变豆子造成多屁的现象。瞧，我们的习惯是知道经验却忽略研究，很少有人把放屁现象当做科学去研究。
可能很少有人思考过，既然有人能想象出恐龙灭绝与放屁可能有关，那么，研究人类放屁似乎只与形象有关，研究动物放屁，则关系到全世界的未来。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你能为拯救地球做的50件小事》中说，世界上养殖牛的总数超过13亿头，有国外的科学家计算后认为，这些人工饲养的牛，每年放出的屁中所含的甲烷达到1亿吨。这么多的甲烷气体进入大气层，对造成温室效应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看来，如果由于动物放屁而引发的温室效应足够大，那么，六千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事件的最终发生就亦有可能与放屁相关。
由此，我们还要联想到蝴蝶效应。一头牛放的屁不要紧，而十几亿头牛每年如果真的放出一亿吨含有甲烷的屁来，那可不是不要紧了，而是很要紧。
有资料说，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牛群放屁存在隐患的科学家，是美国的弗雷德-辛格博士，他在1971年发出警告，全世界牛群放屁造成的甲烷，如果在大气中越来越多，终有一天会使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博士的警告在科研上当然是有意义的，此后，食草动物的放屁问题引起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同时，有人提出，世界人口有60多亿，因此人类放屁制造的甲烷，对全球变暖也有一定的影响。
看来，从牛放屁、静电摩擦、牛棚爆炸到牛自己被炸伤，这里面有的是科学启示，而不仅仅是新闻笑料。再回到恐龙灭绝与恐龙放屁的关系，虽然我相信小星星撞击地球的科学推测可能是导致恐龙灭绝的最大原因，但是科学家提出的推测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地球上恐龙最繁盛的时候，其数量大约在几亿到几十亿之间，一头恐龙平均放屁所产生的甲烷数量应该不会比大象低，据此可以认为，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恐龙自己放的屁，大量的甲烷造成环境巨变，恐龙这个庞然大物“自食其屁”，最终灭绝了。用一句话大白话说，恐龙是被自己的屁熏死的。
那么，人类的工业生产呢？在人类的工业生产活动中，自工业革命至今，到底排放了多少亿吨工业三废呢？那么人类的汽车呢？至今排放了多少有害气体呢？由此可见，不管是研究动物放屁还是研究机器放屁，其实都是科学研究必须要做的事情。
酒后挪车几米算酒驾别急着喊冤
自己的车挡了别人的路,仅仅是挪了一下,面对眼前查酒驾的交警,李某大呼冤枉。1月19日,宁波男子李某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查获,李某说当时就将车挪了几米。这几米的距离,到底算不算酒驾?（1月21日《现代金报》)
酒后驾车，就是属于酒驾，虽然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开车，虽然客观上也并没有造成危害，然而，毕竟是将车挪了几米，严格地说，并不是“挪”，而是将车开了几米。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只要将车辆驶离原位,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为。最终,李某被鄞州警方予以计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这么做，虽然有缺乏人性化的嫌疑，然而却是严格执行法律，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酒驾的“零容忍”，值得点个赞。
酒后开车，缘于侥幸，一方面是想，不会那巧会遇到交警查酒驾，另一方面是想，不会那么巧会出事故。正是出于侥幸的心理，才会有酒后驾车。其实，哪怕是开几步路，也有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喝酒后为了不酒驾，90后苏州女孩马某让同事开车送自己回家，在同事停好车后，马某又发动汽车想挪个车位，结果引发车祸，被以酒驾论处；安徽人薛某在与朋友喝酒时发现手机没电了，他准备去车里拿充电器。走到停车场时，发现自己停车的位置容易发生刮擦。自我感觉清醒的薛某发动汽车想挪个车位，结果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民警到场处置，经测试认定薛某为酒后驾驶。最终薛某被依法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这两起交通事故，司机虽然没有主观上想要酒驾，但在客观上还是作出了酒驾行为，并且造成了交通事故。显然，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酒后驾车。
哪怕只是挪动一下车子,同样属于酒后驾车。这是对酒后驾车的“零容忍”，对酒后驾车绝对不能开启一扇“宽容”的窗，如果口子开了，就很难关上了。权力之手就会伸出来，最终会丧失掉这些日子来严厉打击酒后驾车的胜利“果实”。
酒后驾车，害人害己。严禁打击酒后驾车，已经深得人心，而且也让司机有一种习惯，即“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样的习惯是通过严禁打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获得的。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有一些司机依然心存侥幸，这些司机也是最为危险的“马路杀手”。
其实，这位司机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虽然是挡住了别人的车子想移动，当时完全可以下车，然后让别人代劳。甚至，可以跟交警说一下，让其将自己的车子开一下，就是因为心存侥幸，才会如此。这次处罚，看似重了些，似乎也有冤屈，但却可以让其记忆深刻，想必从此不会酒后开车。这次移车，幸运的是没有出现意外，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后悔都来不及了。
央视春晚门票不该是个谜
近日，马年央视春晚剧组发现有人在网上售卖2014春晚彩排、直播门票。对此，春晚剧组今日在微博发表声明，称从未以任何方式、渠道销售春晚门票。（中新网1月22日）
物以稀为贵，央视春晚的门票更是稀罕玩意。正因如此，黄牛倒票的故事才每年都在上演，而春晚剧组也都每年站出来辟谣。可辟谣归辟谣，央视春晚每年的现场观众每年都一个不少，而且在现场看得倍爽，不少人还能因此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个相。
央视春晚不卖票，人人皆知。可现场看春晚肯定需要门票，要不然，那小小的演播厅让谁进，又不让谁进？央视春晚不卖票，可却高朋满座。有领导，有富豪，有企业家，有劳模，据说还有央视的内部员工等等。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成的现场嘉宾？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谜团不断。
央视春晚不卖票不等于央视春晚没有票。对于春晚门票的分配，坊间的说法是送一部分，送给大大小小的领导，送给央视的广告商；卖一部分，卖给那些希望上春晚露脸的土豪富商，据说按照座位的好坏论价。留一部分，留给自己的内部员工，当成一种变相的福利。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恐怕只有央视春晚剧组自己清楚了。
央视春晚虽然由央视主办，可因为央视的独特地位和央视春晚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家电视台的范畴。在公众眼里，央视春晚实际上等同于国家的春晚，而央视也一直自称春晚是“全年人民的年夜饭”。如此看来，央视春晚的门票问题已经不是央视自己的家务事，既然如此，央视春晚门票是如何分配的，都给了哪些人，公众应该有知情权，而不是一句“春晚不卖票“就能搪塞而过。
开门办春晚，这是央视春晚的一句口号。可开门办春晚不应该只是春晚节目面向大众，还有春晚的门票问题，春晚的预算问题以及春晚节目的版权问题等等，都应该开门。只有这样，央视的春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春晚。而这一切，不妨从解开春晚门票这个谜团开始吧。
南方日报：李娜究竟是不是“民族英雄”
李娜夺得澳网冠军，成了新年中国体育界最大的喜事，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甚至将李娜称为“中国体育界这些年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一言既出，争议纷纷。一些网友称李娜不过才拿了两个网球大满贯比赛冠军，怎么能称之为“民族英雄”呢？还有几个评论界人士援引百度百科中“狭义的民族英雄”定义，认为李娜顶多只能算业界英雄、体育英雄，岂能以“民族英雄”之无上荣典相赠？
夺冠之后泼点冷水和失利之后泼点脏水，都是近年来的流行色。其实从李娜单飞以后的系列言行可以看出，“民族英雄”的称号对其本人而言或许无足轻重，她早已是一个外闯的人，是一个不那么在乎领导脸色的个体。有没有“民族英雄”封号，她照样在打球，照样在叙说“三跪九叩”，照样在胜利之后微笑、在失利之后也微笑。然则刘国梁将李娜称之为“民族英雄”，并非没有前提条件，并非仅仅是因为大满贯冠军。一是李娜在真正的职业体育环境里获得了成功，带给了体育界更多思考；二是她和姚明“对体育诠释确实比传统运动员更多了一份自由和快乐”。
李娜、郑洁等人外闯之后的发展说明，我国竞技体育远不止一种玩法。我国体育固然实现了在世界竞技舞台的巨大成功，大量的金牌即为证明；但另一方面我国在世界主流体育运动类别如足球、篮球、网球等方面的相对落后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较为低迷，均说明我国体育现有发展模式也存在缺陷。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早已汗牛充栋，不再赘述。笔者想说的是，李娜遵循竞技体育规律也大获成功，甚至达到了过去都未能创造的高度，证明中国人有实力、也有能力在体育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
一个运动员，影响到一个国家体育竞技规则的改变，影响到全社会对现有体育模式的反思与优化，从而拓宽本国运动员实现梦想的路径，给她一个“民族英雄”称号又如何？问题不在于你给不给，而在于李娜是否愿意背负这么高的荣誉重量。但那些持偏狭民族英雄观的人亦应认识到，把“民族英雄”的称号局限于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战争年代，局限于血与火的厮杀，本身既是狭义的，又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世界主题，伴随着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我国业已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重要一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即便有一些外部刺耳的杂音，但我国的大环境是向好的，和平仍然是对外交往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背景下，难道非要发生战争才能有民族英雄？难道一个和平的中国就不能拥有民族英雄？
中国体育曾荣获那么多的荣誉，可为什么拥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运动员只有李娜、姚明等人呢？这与全球体育爱好者在网球、篮球的参与程度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事业都是需要影响力的，体育也不例外。金牌与银牌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的金牌又有不同的影响力，这都是常识。李娜的两个大满贯网球冠军打造了我国乃至亚洲参与网球事业的新高度，这种正向的巨大影响力毋庸置疑。而这种影响力与体育发展模式的改革也是渊源甚深，我们甚至可以说，李娜的成功本身就是我国体育现有发展模式改革的一部分。因为正是当年国家网球主管部门对李娜、郑洁、彭帅“单飞”的许可，她们才开始走出国门，迈向竞技体育艰辛却又宽阔的舞台。那么，如今依靠李娜单飞成功的影响力来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现有发展模式改革，释放出更多运动领域的自主选择权，拓宽中国体育的发展路径，是不是功莫大焉？
一言以蔽之，中国需要更多的李娜式英雄，也需要更多的拓宽李娜们发展路径的“伯乐”。
还会有多少”火烧连营”的悲剧?
记者从贵州省镇远县宣传部了解到，镇远县报京乡报京侗寨25日晚发生寨火，100余栋房屋被烧毁，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据初步统计，火灾已致当地1184名民众受灾，尚未发现人员伤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970万元人民币。目前，灾民安置及善后处理事宜正在进行中，失火原因及经济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1月27日《北京晨报》）
1月11日，一场大火让闻名于世的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被烧去三分之二。众多珍贵的文物、唐卡等佛教文化艺术品被烧毁，从此成为永远的追忆。不足半月，那熊熊的大火依然在眼前闪动，那无以估量的损失所带来的心痛尚示未消散，一场相似的大火，一座同样珍贵的侗寨被付之一炬，如同历史的重演，如同场景的再现。
是偶然还是必然，是人祸还是天灾，是每一起火灾事故之后的追问。程序性的调查、结论还将继续，公式化的问责能否进行，也有待于观察。对于公众来说，怎么问责怎么调查其实已经无足轻重，因为这些事后之补，即便态度再坚决都无法挽回损失。当前最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何以一场场“毁灭”式的大火，都未能唤来防火意识的重视，责任的补强和措施的落实？
其实就在独克宗古城大火之后，有关人士就指出以现有的措施和工作，类似的悲剧就必然会不断上演。与古城古寨的文化价值和文物功能来说，其消防安全的防范却极度滞后和孱弱。独克宗古城作为有名的文化古迹和独特特色的民族建筑，其消防安全都经不起追问与推敲，其他地位渐次的古村古寨，其状况自然是每况愈下。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有论者就指出，对于防火要求较高，并且成片的木质建筑群，若是消防工作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其结果必然是“火烧连营”，其损失也必然会是毁灭性的。
不是论者的先知先觉，而实在是消防工作聊胜于无，经不起任何“火星”的检验。一个烤火炉可以让一座古城从地球上消失，那么又是什么让报京侗寨有了灭顶之灾？火灾发生的预警在哪儿？救援人员在哪儿？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珍贵的山山寨寨，拿什么去保护他们的安全，让居于其间的民众免于“火灾的恐惧”？
如果一起火灾还不足以唤醒责任，那么二起，三起如何？如果戏言成为预言，这不是幽默的题材，而是对责任绝妙的讽刺，也是对责任如何落实最好的追问。隐患险于明火，安全重于泰山。不做好消防安全的未雨绸缪，不做好消防工作的应急处理，不做好安全责任的落实，不做好安全事故的倒查与追溯，那么再多的古寨都可能无以让责任坚挺起来。
还有多少场“火烧连营”的悲剧可以重来？这是一个应当回答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又一个古寨消失了，又一群人面临着流离失所，那么其他的古寨，其他居于其间的人，能否获得安全的保障？不要等到所有的古寨都消失了才想到消防工作的重要，如果连火灾都无以唤醒责任，还有比之更为强大的推动力吗？
拾荒夫妻的人品比”黄金”更珍贵
24日9时许，51岁的长春市民周井侠站在出租屋门口来回走动，民警路春走上前去，发现一向开朗的周井侠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和自己开玩笑，反而哭了起来。一番交谈后，周井侠从出租屋内拿出一坨皱巴巴的报纸，打开后，里面露出金灿灿的黄金项链和戒指。此时，民警路春脸上没有太多的惊讶，他知道，这正是所里寻找的价值81万的黄金。（１月２７日《城市晚报》）
拾金不昧的故事，总是令人感动。据报道，捡到黄金的是周井侠的老伴刘玉华，夫妻两人一直靠捡垃圾为生。他们从河南老家来长春的20年里，虽然生活贫困，但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黄金，丝毫没有占为己有的想法，反而“不安生”，因为怕别人认为是他们偷的。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他们把钱交给民警时，刘玉华早已哭成了泪人，嘴里说着“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求你快拿走吧。”多么朴实的一对老夫妻！按照常人的思维，他们完全可以将这些黄金据为己有，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为了保管黄金，耽误了回老家过年。
一位哲人曾说过：“金钱诱惑的力量，足以让一切意志薄弱的人，沦为它的奴隶。”在现实中不难看到，同样捡到了钱，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以前掉东西别人都没还，凭什么我捡到东西要还？”有的在失主设法找到他时，要么不承认，要么向失主提出要付酬金，有的甚至因此打起了官司。而对于有些贪官来说，更是在金钱面前做了奴隶。不仅辱没了人格，丧失了尊严，最终遭来的是人民的唾骂。
金钱是一面镜子，在它面前可以照出一个人的境界高下。不义之才不取，捡到东西要还，正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和人格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拾荒夫妻的精神境界比黄金更珍贵。
“武松杀嫂”雕塑，别把低俗当艺术
商场里展出“武松杀潘金莲”的雕塑，潘金莲半裸上身、下身未遮，武松一边挥刀砍向潘金莲，一边面贴潘金莲。据了解，这是国内知名艺术家李占洋的雕塑作品。由于作品表现内容与人们对“武松杀嫂”情节的理解有较大冲突，且外在形象对性的表达非常直接，近日该作品在某高端商场展出时，惹人质疑。(1月26日新华网)
“毁三观”、“很恶俗”、“很黄很暴力”、“小盆友看见了问爸妈，额，这个怎么解释呢”……这是近日网友们，对于沈阳中街某商场内“武松杀嫂”雕塑的留言。还记得去年9月26日，芙蓉姐姐的标志性造型雕塑亮相于上海南京路五卅广场，曾引发全国网友一致声讨，笔者也曾撰文，抨击“芙蓉姐姐”的雕塑是媚俗之举。但是今天看到“武松杀嫂”的雕塑，才使我深刻领会“没有最俗，只有更俗”的真正含义，回过头来再看“芙蓉姐姐”的那尊雕塑，原来“姐姐”已成了阳春白雪。
仔细审视这个置于大庭广众只下的“武松杀嫂”雕塑，只见武松左手扶嫂子潘金莲的腰，右手持刀高高举起，貌似要狠狠的刺下；而潘金莲则做“铁板桥”后仰状，并高高抬起左腿，同时，坦胸露乳，且下身也未着片缕。看到此，笔者不禁汗颜，并心存疑问，“即使宋朝妇女再开放，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而且，还有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武松一边准备挥刀刺向潘金莲，为何还要一边伸出舌头添潘金莲的胸部？请恕笔者眼拙，怎么看这都这不像是想给哥哥给报仇的“武松杀嫂”，反而更像是武松趁哥哥去世了，“持刀强占嫂子”的造型。
而且就其雕像本身，也没有多少美感可言，实在不能领悟作者想要通过这一尊貌似“艺术品”的雕塑，想表达什么样的鼓舞意义和真善美的主题。难道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太前卫、太高雅？不是我们这些下里巴人所能理解的。可是，如果真的如此，就不应该将这样的超现实主义的雕像置于人来人往的商场大厅。因为来这里的不仅仅是富含艺术细胞的文艺人士，还有更多是普通劳动人民和未成年的孩子，难道作者就没有想过未成年人和他们父母的感受？
其实真正的艺术家并非如此，他们所创作的艺术品都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即便是有一些露骨，也会通过艺术处理，让人感觉不会那么突兀。但是，也有些所谓的“艺术家”，由于自身的积淀不够，最后只能用低俗来凑，而低俗最好的表达方式，无外乎“裸体艺术”。原本裸体艺术是一件很高雅的艺术，但是通过这些所谓的“艺术家”表达出来的“裸体艺术”，只剩下低俗的“裸体”，不见了高雅的“艺术”。
雕塑是造型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美化城市或用于纪念意义而雕刻塑造、具有一定寓意、象征或象形的观赏物和纪念物。因此奉劝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别再把低俗当艺术，别把群众当文盲，即便是我们再不懂艺术，但至少能分辨出美丽与丑陋。
“武松杀潘金莲”雕塑:艺术还是色情
近日，在沈阳的一家商场里展出的“武松杀潘金莲”雕塑，引起了网上的巨大争议，潘金莲半裸上身、下身未遮，武松一边挥刀砍向潘金莲，一边面贴潘金莲。据了解，这是国内知名艺术家李占洋的雕塑作品。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大众审美意识的提高，各大小城市掀起了一股兴建雕塑的热潮，但由于缺乏相关部门的引导和监管，一些丑陋的庸俗雕塑趁机疯狂滋生并蔓延，不仅遭到市民的痛骂，也引来网友的吐糟。
如果仅仅是在专业的空间，如画廊、美术馆进行展览，艺术家的一些思想与专业人士进行碰撞，其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但艺术作品作步入社会空间，其就应该考虑普通大众的审美口味和价值判断。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一步。但既然是进入公共空间，就意味着这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而忽视了公众的存在，那这样的单向输出，必然使得公众敬而远之。
西方国家的公共场所确实有不少人体雕塑，但那些人物都与这些城市历史文化有关，如闻名世界的荷兰小尿童。而我们的许多人体题材选择与所在场所的定位不相干，因而不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这就产生了错位，在艺术家也许觉得有趣的东西，但在公众眼中则成了一种“变态”。
公共雕塑的美丑之争，引发了一场关于城市文化和视觉审美的大讨论，参与者既有普通网友，也有美术专家，既有大众媒体，也有专业报刊。这是一场美与丑、优雅与世俗的碰撞，也是一场专业艺术与大众审美、旧思想与新思维的碰撞。作为艺术家，既要考虑大众的审美诉求，在公共文化当中，需要和谐、要符合大众审美的普适性。毕竟公共艺术是大众的艺术，不是媚俗、低俗，也不能只做少数。
治霾与节约双重压力，烟花销售遇冷乃大势所趋
春节放鞭炮是传统习俗，然而，在雾霾的滋扰下，今年西安市民燃放鞭炮的意愿明显减弱。据了解，截至1月25日，一些烟花爆竹零售点的销售量比去年下降近三成。（据1月27日《华商报》）
面对恶劣雾霾天气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严重侵扰；面对专家、学者发出“雾霾有毒”的说法；面对全社会公众对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殷切期望……烟花爆竹销售市场遭遇“寒流”实属大势所趋。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乃广大公众的共同意愿，当然，这自然也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和维护。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都饱受雾霾天气的侵扰。在恶劣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市场上诸如“空气净化器”等防霾设施也是备受青睐，甚至一些城市的“雾霾诊所”也正式挂牌。面对形形色色的尴尬现状，有必要提醒全社会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而这就需要督促每一位公众必须从自身做起，尽己所能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献力。
我们清楚，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的因素有很多，无论是机动车大幅飙升带来的尾气污染问题，还是燃煤产生的烟尘等，都是不容小视的“症结”。一大波突然来袭的烟花爆竹，更容易一时间导致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近几年，很多地区虽然已经在控制烟花爆竹燃放，但收效却并不明显。毕竟，燃放烟花爆竹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多年的一种风俗，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其它的喜庆时刻，都需要它来烘托喜庆气氛。但是，真的不能再这么容忍烟花爆竹的肆虐了，这种既严重恶化空气质量，又易引发火灾等伤亡事故的庆祝方式确实该冷却一下了。
因此，当前，在中央大力倡导厉行节约以及环境保护的大形势下，不仅部分政府机关积极带头，停止燃放烟花爆竹，并不举办一切焰火晚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公众也都已经开始做到远离烟花爆竹。
在这样的状况下，烟花爆竹销售市场自然会呈现低迷状态，相反，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就会逐渐得到有效好转！
“童工之问”亟需”社会法则”解答
就在深圳一批年幼童工被遣送回大凉山后不久，1月11日下午，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在路上又拦截了35名正欲外出打工的少年。这些被拦截的十几岁少年为此十分沮丧，准备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们脸上也露出了不满和不屑：“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饱饭，为什么不让出去?”（东方网1月26日）
因为贫穷，四川凉山州的一些孩子们到深圳等地外出务工，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案件被曝光后，他们有的被遣送回原籍，有的暂时躲过了被遣返的“不幸”。无论如何，贫穷孩子们打工养活自己和家庭的现实，犹如一枚枚钉子一样，钉进了光鲜社会的“肌体”里，不仅让人有切肤之痛，更扣问着每一个有良知人的心，那一声“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饱饭，为什么不让出去?”的“童工之问”更需要现实和有效地加以解决。
她们或他们年幼时即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宁愿在违反法律、牺牲自己的未成年权益而去做童工，往往是对“随波逐流”式的自然法则的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就像古时候有的家庭养不起孩子而把孩子卖掉一样，或者因赤贫为了生存去抢劫一样，都有些“自然法则”的味道。如今，如此众多的孩子们在违反《未成年权保护法》《劳动法》等法律前提下出来务工，外界更应品出这些孩子身上的无奈与无辜。
有句话叫做“笑贫不笑娼”。那么，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家庭摆脱贫穷，倘若不再贫穷下去，像娼妓活动似乎都不再人们的谴责之下，更何况是打工这样的自我求生情况呢？这是一种纯粹为了生计的“自然法则”。虽然违法，虽然有违法治社会，但却值得同情，亟需伸出援手给他们帮助。
人是社会的人，特别是在建构文明社会的现实中，更应该强调，也更应该建构好社会法则。只有以社会法则为兜底，自然法则，才会回归到其应有的社会群体生存“份额”中去。
凉山州贫穷的孩子们，当前依然在重复着“穷人孩子早当家”的群体性旧路。除了确实有自然原因之外，一个可恶的魅影浸淫着他们祖辈、父辈的灵魂与躯体，这也是他们承受人生苦难的原因——毒品，不仅耗费着已积累的家庭和社会财富，更无情抢夺着一个个健硕的身体和本应幸福的家庭，不仅刺痛着孩子们本应健康成长的心灵，更阻滞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尤其要首先或者至少是同步解决毒品问题。“授人以渔”是解决贫穷的根本方法，但当“授人以渔”的根本方法授予他人之时，我们面对的这些“人”是不是健康的？要切实加大对毒品贩卖、吸食的打击治理力度，还社会和家庭一个正常的“人”。这也是“社会法则”能够健康高效运行的基础。
当自然法则大行其道时，这个社会或行政区就是一个欠文明的社会或区域，一个家庭也将是一个难以摆脱悲惨命运的家庭。要想真正挽救被“自然法则”阴影笼罩下的家庭，单靠一批批遣返务工的童工，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疗法。甚至还引来童工们“为什么不让出去”的“童工之问”，以及其家长们的抱怨与憎恨，引发社会“恶循环”。
当十六岁的孩子已经成为“老工人”，这确实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的悲哀，是“社会法则”羸弱不能荫泽其子民的真实写照。要扶正“社会法则”，除了公民有序主动参与扶贫外，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兜底作用。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大对连片贫穷地区扶贫开发力度，另一方面，更要加大对毒品的整治力度，加大对因吸毒而患艾滋病家庭的救助。让每一个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法则”运行带来的温暖，支撑起贫穷家庭的天空。唯有如此，贫穷的孩子们才会重返课堂，享受孩子们本应享有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才不至于重复着从“放羊女”到“放羊娃的女人”、幼年即养家糊口的悲惨境遇。
李娜澳网夺冠打了“举国体制”的脸
北京时间1月25日，备受瞩目的澳网女单决赛在墨尔本罗德拉沃尔球场进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金花李娜和斯洛伐克选手齐布尔科娃。李娜直落两盘横扫齐布尔科娃，三次打进澳网决赛终于获得冠军，澳网冠军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二座大满贯冠军。(1月26日新华网)
据报道，李娜的父亲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5岁那年，她被家人送去学打羽毛球，但一年之后改打网球。2001年，夺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女双和混双3枚金牌后，李娜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前神秘离开国家队。2005年，重回国家队的李娜成绩一路飙升，当年的世界排名升至创纪录的33位。按当时国家体育总局规定，运动员需上交收入的65%。李娜表示：在国家队里很茫然。
一直延续着举国体制的中国网球管理从2002年开始“球员职业化”尝试，2008年，网管中心形成了“彻底职业化选手＋国家队集训”的“双轨制”草案，非国家主体投入选手所获奖金和商业利益的95%归选手和主体投入方所有。2009年，网管中心允许运动员自主训练、自主参赛、自负盈亏，让郑洁、李娜、晏紫和彭帅转变为真正的职业球员。应该说，李娜今天的辉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摆脱了举国体制的束缚。
一方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我国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从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国人的体质却下降了。去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与2010年的数据比较，我国20岁-3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体重增长1.92公斤，城镇居民总体体重平均增长1.12公斤；城镇和乡村各年龄段人群腰围、臀围均有所增加，城镇青年男性与中青年女性增加尤为明显。
金牌上去了，体质下来了。这和我们举国体制、金牌至上的功利体育有着很大关联。伦敦奥运会之后，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在接受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专访时，对伦敦奥运会“消极比赛事件”作出回应。李永波说，消极比赛并非是自己的战术布置，国际羽联的处罚太过草率。他还说：因为我们觉得规则就是这样的，我只是利用一下规则而已，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没有再去多想那么多。而且我们俩的选择是没有伤害第三者，打得是不好看。竞技场上呢，金牌是唯一的标准。
无疑，举国体制见效快，有着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举国体制通过政策杠杆驱动、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由于缺少广泛的群众参与，不仅没有群众基础，也缺乏市场活力。体育理应让国人在运动中享受愉快，从而带来健康的身心，而不是纠结，更不应像中国足球一样给国人带来奇耻大辱。李娜澳网登顶，某种程度上打了举国体制的脸，给功利体育上了很好的一课，也让体育回归了本真。
鄙视拘留“地铁醉裸男”缺少人性温度
24日，一男子在北京10号线地铁列车内赤身裸体睡觉引起乘客恐慌，不少网友对该男子的行为表示鄙视：“喝酒出丑，真是丢人。”记者昨天从警方获悉，该男子已被行政拘留。(1月26日《北京晨报》)
在地铁这种公共场合，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睡觉确实不文明，受到网友鄙视和拘留完全应该。然而，笔者在想，如此对待“地铁醉裸男”，我们似乎缺少了一点人性的温度。
喝酒的人，或许都有喝醉的经历。酗酒肯定不对，但该男子是如何喝醉的，喝醉之后又如何成了裸男，如何进了地铁并在地铁里睡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是否搞清楚了呢？仅仅投去鄙视的目光，是否少了人情味？仅仅给以行政拘留，是否过于简单粗暴？
“地铁醉裸男”毕竟是人，他处于醉酒状态不省人事，而我们是一个个清醒之人，做出的事情应该合情合理合法。别的事情我们无法搞清楚，但至少有两件事情我们完全可以做做：第一，该男子在这么冷的地铁中裸睡，是否可以脱下一件外衣和毛衣，搭在他的身上，既消除了不文明，也温暖了“地铁醉裸男”，一举两得，为啥就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呢？第二，既然该男子醉了，是否该给他吃点醒酒的东西，或者送到去医院，或者拨打120。而从报道来看，地铁里没有一个人这么做，确实令人感到遗憾。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人应做文明人。对于不文明的人和事，我们不能“以毒攻毒”、“以牙还牙”，应该采取文明行为对其进行帮助和拯救，何况是我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神志不清的“地铁醉裸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面对“地铁醉裸男”，我们伸手相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远远比单单鄙视和拘留或许管用得多。这既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也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井底人”返京 救助方式当反思
“井底人”全友芝放弃了商丘市政府为其安排的工作，称手上没劲，没法在敬老院煮饭。目前，全友芝和爱人在北京租了一间地下室，仍靠捡破烂为生。（1月23日《京华时报》）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特别有意思：“都60多岁了，我以为政府是安排她进养老院养老，原来是安排她进养老院给其他老人做饭。”
正如被曝光之初的心理一样，这些“井底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居住条件需要曝光，有的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被救助。虽然住的条件确实一般，也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在没有征得他们同意的前提下曝光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尊敬。而且，曝光之后，各个方面产生的反响，可能会伤及这些弱势群体。
有一种施救，来源于权力的强加，我们可以称之为“暴力施救”。这种施救，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施救只为“遮丑”和“粉饰”，不想让自己这片地域上的百姓成为焦点或受到关注，只是想借机搞一些形象工程。二是不尊重施救个体，对于这些施救对象，从来不问他们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反正就是安排一个工作敷衍舆论就好。三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救助只顾一时，只是应付一下。
生活，首先是一种自由。所有的人，都应当有一定的自由空间，都应当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这种自由，带有很大的自主性，与金钱的多少没有关系，与是否拥有特权也没有关系。当“井底人”粗暴地“被救助”时，谁真正理解了他们心中所想？
李娜”不上春晚”该如何解读
李娜澳网折桂，有媒体记者问李娜，“如果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打电话邀请你上春晚会如何呢？”娜姐给出的答案，很霸气：“我(会把手机)关机。我不会上春晚，难得有时间陪家人，我会在家，不接受任何邀请。”（1月27日《华西都市报》）
以李娜法网、澳网双料冠军之身份，想上春晚绝对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之事，然而她却不上春晚而回老家，不在荧屏上露脸而陪母亲过年。上春晚是多少人的梦寐之求却求之不得，为上春晚又有多少人上演过悲喜剧？上春晚与陪母亲，孰重孰轻，这笔帐怎么算，相信多少人心知肚明。但李娜却弃春晚而取老家，难怪议论点赞：不上春晚的娜姐，更有人情味儿，更值得我们喜爱。
李娜不想上春晚，并不是与春晚有什么成见，也不是所谓的低调——李娜很高调，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运动员。她从体制中出走单飞，之后取得令人瞩目的职业成绩。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有精彩之言，有时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色彩，因此也屡次引起风波。但风波往往源于一些人对李娜的误读，其实李娜得以自豪的是她硬邦邦的成绩，李娜专注的就是在球场上证明自己，赢得荣誉。李娜不想上春晚，既是为了回家陪母亲尽孝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恰也表明了她不贪“份外声誉”，不想“赢者通吃”的态度。
这些年听多了各有所图的“奖励”故事，看多了各方名人熙熙攘攘以名牟利的“交换”游戏，李娜不上春晚的选择，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有了一种久违的感动。唾手可得的“露脸”不要，能引来滚滚财源的“免费广告”不要，在一些人眼中，实在是太不懂“等价交换”了。然而正是李娜的“赢者不通吃”，让信奉“赢者通吃”甚至“赢者乱吃”的人黯然失色。
李娜不想“赢者通吃”，也在告诉“有关方面”。不要去“傍名人”，给李娜颁发重之又重的重奖，一级奖罢一级奖，或者给李娜一顶乌纱，将李娜当成了广告，或把李娜的事迹当成了自己的政绩。
铁路禁止”卖WiFi”与资本家”倒牛奶”
近日，一条关于小伙子火车上卖WiFi，半小时轻松过500元的话题在网上热传。对此，铁路部门相关人员回应，依据铁路相关规定，商贩登车叫卖行为应当制止，对不听劝阻的将通过铁路公安部门进行处理。有业内人士表示，漫长而无聊的火车旅途实在难捱，铁路部门应该加紧覆盖无线网络，为旅客随时上网提供便利。但据记者了解，短期内火车上恐难覆盖无线网络。（1月24日京江晚报）
铁路运营者严禁一些个体私营人员到火车上卖WiFi，与利益得失相关。一方面与WiFi的“源头”，电信运营商不乐意有关。多年来公众知道一个“倒牛奶”的故事，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垄断企业为了竞争和市场所需，一些生产商宁肯将大桶大桶的牛奶倒进大海里也不给贫困人口享用，其目的就在于维护市场高额价格。概因为一旦将牛奶免费赠送给贫困人口享用，这些厂家不仅不会获利反而会因市场需求萎缩进一步利润缩水。“倒牛奶”的真正目的就是私利考虑。火车上以及一些公共场所，WiFi长期不进入公共产品保障范围，正与电信运营商的类似的“私利”考虑相关。公共场所一旦配置上WiFi，将属于免费公共产品，电信运营商不可能赚到一分钱，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免费WiFi”的提供，反而让极为大量的手机上网人群直接抛弃了花钱买流量上网模式。如此一来，电信运营商不仅赚不到钱反而会因WiFi的大面积使用，就连原本应该赚到的“手机上网流量费”也没有了。
时下，国内手机上网用户已高达4亿人，在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地区，人们平均每月的手机服务消费(不包括话费)为70元，而手机上网费用已隐隐占据手机费用的大头，这些利润是客观的，也是一块极为庞大的利润蛋糕。这显然是电信运营商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的。
另外，铁路运营者同样具有逐利性。火车上安装推广WiFi对铁路运营者同样是一个“赔钱的买卖”，他们并没有推广使用的积极性。卖瓶矿泉水还能挣一两元钱，安装WiFi只会让铁路运营者“倒贴”。所以，铁路运营者不仅不会主动去推广，反而对利用他的经营场所所赚了钱的WiFi商贩们深恶痛绝。
性质上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的WiFi，不应该因为电信运营商、铁路运营者的垄断经营思维阻挡住步伐。对于这些带有垄断色彩的公共服务者须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应该通过政策的或法律的手段打破他们垄断市场价格的企图，真正让公共场所成为WiFi无偿使用的惠民之地。首先，要让手机用户上网价格真正降下来。科学核算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手机流量成本，充分引进手机网络市场竞争，挤掉手机上网的“水份”。如果手机上网费用真正平民化、微利化，WiFi进入火车等公共场所的阻力将会大幅度降低；另外，目前科技水平和物质保障水平，已经能够远远超过和能够满足各类公共场所提供免费WiFi，犹如在物质保障上已经有了“充足的牛奶”，这些“免费牛奶”是倒在海里，还是吃到公众嘴里，一方面考量政府决心，另一方面考量政策和制度是否紧密跟进和强大的制约力。
火车上卖WiFi，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近日，一位19岁的男孩回家途中在火车上卖WIFI，半小时赚500的话题蹿红微博，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同时，随着公交、地铁公共WIFI的覆盖，漫长而无聊的火车旅途中，铁老大上无线网络覆盖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月23日中国新闻网)
一个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又略显“无所不能”的WiFi竟然让一个小伙子在火车上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500元。这样并不显眼的新闻不想在今天成为热点。毕竟，现在一个普通的3G上网卡对很多人来说也并不稀罕，也能经常在火车上看到有人使用该设备上网。不过在这篇新闻中所描述的，以及事后在网上热传的“火车上免费WiFi原理示意图”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相同的关键词——“猎豹免费WiFi”。
对于这种植入式的痕迹，在该篇新闻中都能找到很明显的点，甚至是可以露骨到“你想迅速致富吗？快来看致富新思路：火车上卖WiFi！”这样的地步。而新闻中主角“小王”又有似曾相识的“出生在贫困家庭却很励志、不要贫困补助同时又学习优异”之故事铺垫，他在人生低谷期，不想被“猎豹免费WiFi”拯救了一把，从此点燃了自己在人生财富路上的新希望。更吊诡地是女友提出分手的原因竟然也是因为卖WiFi——责怪他只顾挣钱。
经常看购物频道，里面就有不少百转千回的“财富故事”。而火车卖WiFi的这个版本，其实听闻起来并不那么励志。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可以想下，在火车行进途中，一个信号必然要受到影响的3G套餐能够让一个车厢的人分享，如此彪悍的网速恐怕还真的需要好好解释下。而就所谓的“免费WiFi”软件在很多人看来，根本就不需要那么费劲。在某宝购物网站上，价格十多元的随身WiFi手机路由器有很多，而3G直转WiFi的路由器也就百余元。而这“猎豹免费WiFi”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想想看真没必要。
这两天看到央视新闻得知，现在京津高铁已经实现了300公里时速高铁场景下的数据业务高速下载，一部2G大小的电影只需要十几秒。京津高铁这种高配待遇，虽然现在看来还是阳春白雪，但以后肯定会普及成“下里巴人”的。想想看这种“猎豹免费下载”的致富创意还没等到发展壮大，就已经有了夕阳产业的意思，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
最要说出的是，这种“猎豹免费WiFi”，它压根就不免费嘛，20块钱一小时，这算哪门子的共享精神？而新闻对那个主角小王，也有“不卑不亢，乐于助人”的描写，可这半个小时挣500的劲，却好像有点不厚道。这WiFi卖的，还真是有点让旁人摸不着头脑！
新华网评：“火车上卖WiFi”，似炒作更似倒逼
近日，一位19岁男孩回家途中在火车上卖WiFi，将车厢变成网吧，半小时赚取500元的话题蹿红微博。据了解，这个男孩实际上是利用了一款浏览器的限速、限时等功能，设定20k/s、50k/s以及100k/s的网速，并分别标价为10元/小时、15元/小时、20元/小时，从而当起网管的。
但也有不少内行网友提出见解，按照时下的无线网络覆盖质量，就算有聪明人能搞起“车厢网吧”赚点外快，估计那分而售之的网速也慢得可怜。因此，这则奇闻的最大所求，或许是为借机炒作某款浏览器罢了。
炒作与否暂且不议。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自国内第一部安卓手机诞生起，手机用户对于WiFi的需求就开始不断增长，直至智能手机日益普及，WiFi需求更呈爆发式增长。这期间，随着许多城市公交、地铁上无线网络的覆盖日增，对于火车上能否实现畅快上网，自然成为公众的急切期待。现实语境中，也许很多人对无线网络不甚了解，但他们自有一种朴素的发展思维：几千亿的高铁投入能够狠狠砸下去，满足乘客的上网需求真有那么难吗？
火车上卖WiFi似炒作更似倒逼。这就是，不能因为春运等时刻的奇货可居、一票难求，就无意劳神费力地尽快补上无线上网的短板；也不能靠着高铁、动车等的不菲票价，就懒得去赚那些网络配套服务的“蝇头小利”。联想到春运网上售票系统，面对“技术流”的抢票“黄牛”，竟然显得束手无策、不堪一“刷”的被动囧态，铁路服务需要倒逼升级的方面，确实可称是不止一二矣。
颇值玩味的一种对比是，对于火车上卖WiFi的传闻，铁路部门向记者表示，此类情况违反规定，列车工作人员可依相关规定，劝阻、制止商贩登车叫卖。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致电铁道研究院，还是采访铁路总公司，得到的回应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则是短时间内不考虑火车上建WiFi。由此，难怪有网友戏谑道：坐火车时我想安静休息和睡觉，不准兜售WiFi可以，但也请把那些嚷嚷不休卖零售、卖饮料的都禁了吧。
走笔至此，笔者倒觉得，即便“火车上卖WiFi”或是一篇炒作软文，却也大可不必“闻炒生厌”了。因为，有竞争总比没人干来得好；或许若干年后回头一想，广大旅客会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当初的“卖WiFi炒作”，惊醒了铁路部门的舒服梦境，人家不知啥时候才能想到让网络覆盖也“高速”起来呢。
“叫卖WiFi”反衬服务缺位
据报道，一小伙在火车上“卖WiFi”，半小时即轻松赚够500元。对此，铁路部门相关人员回应，依据相关规定，商贩登车叫卖行为应被制止。
利用手中网络资源，在火车上临时搭建“无线网吧”，可谓生财有道。仔细推究，“叫卖WiFi”之所以不乏应者，其背后逻辑并不复杂：有客观存在的需求，就有潜在的市场机会。从这个意义出发，如果铁路部门仅仅是叫停这种谋利方式，而不去分析其内在原因，则非但没有切中问题要害，还暴露出热衷于“堵”而不愿意“疏”的管理惰性。
实际上，售卖WiFi资源现象的出现，对铁路部门也是一次反思契机。作为比较优势突出的交通工具，火车在春运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上网早已司空见惯，无线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信息基础设施。旅途漫漫，乘客们渴望有高速上网的便利渠道。
火车上从没有手机信号到覆盖信号，本身也有一个过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当无线上网成为现实迫切需要，铁路部门也应与时俱进，着眼于整体规划和布局建设，创造条件提供相应服务。因此，与其简单叫停类似商贩行为，不妨从中捕捉灵感，直面旅客实际需求，从而赢得主动
